70年的脚步:我的几件器物白小姐祺袍

时间:2019-10-04

  “线日,斯大林同志因脑溢血在莫斯科病逝。我家住在天津市的一条居民较为集中的里巷内,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收听纪念大会的实况广播,集体默哀,表示缅怀。那时我年纪尚小,只记得偌大的居民区只有一家有收音机,附近的居民都挤在这户人家收听广播。收音机在发出嘟嘟的声音时,在场的人统统站立起来,对着那收音机低头静默。据说这台收音机是日本货,立式,高约一尺,浅褐色,两侧边缘为圆角,表面有些对称的大孔洞,有如不规则形的小纱窗,下部有两个黑色的钮,像一对大眼睛,“大眼睛”的上方有一“小窗”,“小窗”里可看到尖尖的指针指向半条弧线,弧线分段标着几个数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收音机,别说是我感到新奇,那些大爷大娘对拥有这台老掉牙收音机的人家也都艳羡不已。

  天津老辈人管收音机叫“话匣子”“电匣子”,在“一穷二白”的年代,家里有一个“话匣子”那可线年代后期,有一种不使用电源,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元件的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冒了出来。矿石收音机不用买,可以自己“攒”,零部件需要一件件去选购。看到人们“攒”出的收音机,我羡慕极了,也自己组装。我省吃俭用,存钱买件,照线路图装配。但我“攒”的收音机,只是发出哇啦哇啦的声音,商业物业管理的各种方案和制度管家婆新一代2!接收性能极差。后来又经过不断改进,才偶尔能收到电台的节目,即使这样,也让我兴奋不已。矿石收音机只能一个人戴着耳机收听——一个半圆形的金属圈挂在头顶上,两头是圆形的耳机紧紧扣在两只耳朵上,那样子常常让我想起特务分子向敌台发报。矿石收音机需要安天线、地线,那时无论是市内还是农村,房上尽是竖起的杆子,各家天线林立,竟也成了那个时代城乡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60年代,一些家庭开始添置晶体管收音机。我父亲一咬牙,竟买回一台崭新的牡丹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可以收到很多台,而且音质清楚。围在一起听广播,一家人其乐融融。没过几年,晶体管收音机便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一些无线电工厂先后生产出“春蕾”“飞乐”“红灯”等半导体收音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再后来,各种不同品牌、不同式样、不同型号的“半导体”纷纷亮相,大的、小的,长方形的,椭圆形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有的家还不止一台。

  我与半导体收音机结缘,不仅仅是常用它来收听广播,还在于我与广播电台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早年做新闻报道工作,经常不断向电台提供稿件,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常客,也是广播节目的忠实收听者。现今,虽然我们有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但是收音机是不会被淘汰掉的。而且现在的收音机也越来越先进,收音效果好,带屏幕显示,更方便操作。

  照相机,人们再熟悉不过了。但在我小时候,这一用于摄影的光学器械,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那时我喜爱画画,四处寻找“画样子”,有一种叫“晒阳纸”的东西,让我着了迷。将一种薄的半透明的图片敷在一种淡蓝色的晒阳纸上,用两块长方形的小玻璃将其夹在一起,到太阳底下去晒,十几分钟后,拿出来,放到凉水中漂洗,一会儿,那图片的影子就显现在晒阳纸上,那图上大都是《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彭公案》里的人物,诸如土行孙、白玉堂、欧阳德等。如果把这种东西与照相扯在一起,这大概就是我玩照相机的“萌芽”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位亲戚送我一台旧的135相机,这才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相机。有了这台相机,我如鱼得水,同学们到北宁公园游园,我选取不同的景点,给大家拍了很多照片。这台相机的上方有玻璃方框,拍照时得低下头望着那方框取景,洗出的照片近于方形。50多年过去,当年留下的底片已经变脆,大多已不堪使用,如今似乎也没有洗这种相片的地方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傻瓜”相机风行。这类相机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单。对于我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拥有一台“傻瓜”相机是不成问题的。我特意托人在北京五棵松购得一台德国进口的小“傻瓜”相机,到外地办事经常带着它,出门旅游装在皮盒子里,别在腰间,就像别着一把盒子枪。遇到好景就拍,居然留下不少精美的风景照。

  后来,“傻瓜”相机的品种越来越多,科技含量也在提升,尽管如此,“傻瓜”相机还是不尽如人意,偶尔还会出现影像模糊、曝光不准的现象。何况想提高摄影水平,光依赖“傻瓜”相机是练不出来的。几年后我又购得一台档次较高的海鸥相机,拍照时得自对光圈、焦距等,但拍片效果较我的那台“傻瓜”相机要好。我不光用它拍摄人像、景物,也用它拍摄书里的彩色插图。2004年我写了一部《玩炉藏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书中插入一百多幅熏炉、香炉、手炉的彩色照片,其中多数实物图片都是我用那台海鸥相机拍摄的,出版社非常满意。手炉主要由炉身和炉盖组成,炉盖上精湛的镂空网纹具有很强的艺术观赏性。但这种网纹必须近距离拍照,我便将自己收藏的那些炉盖拿到照相馆,请照相馆拍照,他们的设备全。

  2005年我撰写《鉴藏长命锁》《鉴藏香荷包》等书,书中也有大量插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深编辑赵春堂先生约来社里的支养年先生将我个人和友人收藏的清代实物拍成反转片。支先生拍出的反转片有刺绣香荷包、腰圆荷包、富贵花香荷包、福寿三多烟荷包、福寿如意烟荷包、延年益寿长命锁、猿猴偷桃长命锁、文王百子长命锁等,多姿多彩,财神爷800333高手之家!美不胜收,责编赵先生将其编排在书中,令拙著大为增色。

  这些年,数码相机流行起来。数码相机不仅为人们合影、拍风景等提供了莫大的方便,拍照之后可以立即看到图片,对不满意的作品可立刻重拍,不需要的照片可以删除。色彩还原和色彩范围也不再依赖胶卷的质量。对于我这个经常著书、写文章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次“大解放”。以往我写东西,凡有图片的,都得将拍出的底片在照相馆冲洗出来,拣质量好的照片随书稿或文稿一并邮寄给出版社或报社。现在好了,只要将数码相机里的文件转入电脑,只用手指一点,通过网络发送,对方就能收到。

  1951年和1953年,上海钟声电工社先后制成了我国第一台钢丝录音机和磁带录音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河北区委宣传部工作,那时部里有一台磁带录音机,约一尺见方,高约半尺,上面是两个圆盘,录放时,宽大的录音带缓缓地由这边转到那边。凡有大型报告会,部里都安排专人提着笨重的录音机赶往会场,将报告人的讲话录下来,回去后召开会议时播放。白小姐祺袍

  80年代至世纪之交,盒式磁带录音机流行,那种又大又笨的录音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喜欢音乐,购得一部盒式磁带录音机,随后又陆续购买录有世界名曲、中外舞曲的录音带,闲暇时听一听,亦可作为一种精神享受。我对交谊舞也很着迷,常有人说我的华尔兹、布鲁斯、福克斯跳得好,是“科班出身”,我说我跳舞也大都是靠录音带里的舞曲和专业的步法学来的。2000年我儿子出国留学,因老师用外语讲课,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小型收录机和耳塞,让他在课堂录音,课下再放,巩固所学的知识。儿子学成回国,竟又把那收录机带了回来。

  我曾用我的盒式录音机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访问了十几位书画家和著名学者,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谈,将谈话内容全部录下来,汇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包括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书画鉴定家刘光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钱币鉴定家唐石父,古玉鉴定家云希正,古籍版本鉴定家雷梦辰,碑帖鉴定家、书法家李鹤年,印章鉴定家、书法家齐治源,瓷器鉴定家徐静修,古砚鉴定家蔡鸿茹,书画家余明善、蓝云,词人寇梦碧等大家。如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故去。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网络的快速发展,新世纪以来,盒式录音机已趋于淘汰。2011年春,张牧石先生患病,卧床期间,由其大女儿和二女儿轮流照顾。张先生志笃学博,在中华文化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诗词书印外,于文字学、训诂学、金石考订及丹青、戏剧、曲艺、舞蹈、武技诸艺亦无所不窥,无所不精。我从十来岁时即受教于先生,数十年间先生曾给我讲过很多很多。先生病重,我想留下一套系统的有价值的口述资料,于是特意买了一种携带方便、同时拥有多种功能的数码录音笔,到先生床前为他录音。担心先生太累,一天录一段,今天是大女儿在身边,明天或许是二女儿在身边。张先生将他的人生经历、艺术道路、社会交往和艺术观点等系统地讲给我听,我都一一录了下来。与传统录音机相比,数码录音笔不但操作方便,录音的效果也要好得多。

  近年来又有了智能录音笔,功能有了更大拓展,据说其录音可同步转成文稿,录音结束,即时成稿。另外,电脑、手机也都有录放的功能,其效率与当年我们使用的那种大录音机相比,不知高出多少倍。

  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一位农民老大爷忆苦思甜。他操着东郊的口音自豪地说:“现在变了,你们看我这屋里头,自行车、缝纫机、大手表,应有尽有,我就是没有大金条啊!”老人提到的“三大件”,第一件便是自行车。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或单车,它在一百多年前还真是稀罕物。庚子前,西洋自行车运进我国,数量少,价钱贵,除外侨外,天津人虽羡慕也不敢问津。唯津门富豪“大关丁”不怕花钱,买了一辆试骑,在城厢内外,各地兜风。他是天津人中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当年溥仪在宫内骑自行车竟然把大门槛都锯掉了,也可见自行车的金贵。

  新中国成立后,虽有人骑着自行车行进在街道,但稀若晨星,与后来“自行车王国”的景象迥然不同。那时自行车有铃有灯,城市里只有少数人才有。后来有些郊区农民也有了自行车,他们的车子大多是用铁管自己“攒”的,大梁比二八男车的还要长,没有挡泥板,也没有闸,甚至没有后衣架,他们常常驮着农产品往返于城乡,遇到下坡或躲人,想让车子减速,就用脚猛蹬前轮,轮带底的鞋子和飞速转动的车轮相摩擦,有时把鞋底都磨掉了,甩得老远,有人就开玩笑说:“大闸皮掉啦!”

  作为代步工具,自行车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年代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时在农村,很多地方尚无班车,“二等”是必不可少的。所谓“二等”,是当地人用自己的自行车驮着客人,将客人从此地带往彼地,按路途远近向对方收费。有一年我和一位伙伴到农村外调,在东长寿火车站下火车,要去行唐县城,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但无班车,正在我俩着急时,见到两个“二等”,讲好价钱,每人一个“二等”,我俩分别坐在绑有棉垫的后衣架上,由两人带着,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我自己能骑上自行车是在1966年,哥哥复员后买了一辆,我也沾了光,天天晚上练着骑。不久,我竟骑着它去了一趟北京,在京津公路上整整跑了一夜。1975年我结婚时,父亲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他说:“我参加工作几十年,工资比你高,靠你的工资收入得多少年才能买到一辆自行车啊!”我从事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就是靠着这辆自行车跑遍全区街、局、公司各个单位,采访了很多人,了解了很多事。我到市委开会,到新闻单位送稿,到郊区办事,都是骑车往返,自行车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时人们对自行车都很爱惜,将它擦得锃光瓦亮,遇到刮风下雨赶紧将车推到屋里。为防止自行车丢失,公安部门也曾为每辆车打钢号。骑车的离不开修车的,自行车修理也是一种行业。在这一行当中亦不乏一心为骑车人着想的实干家和先进门市部。1981年3月14日我撰写的《多出勤多贡献的修车工》见诸报端,其中写到自行车修理工、市级劳动模范惠博光,他在1980年一年的修车件数多达6600多件。1982年12月12日我采写了一篇稿,题为《金钟路修车门市部处处便民职工平均劳效超过定额三倍》。1984年12月2日又写了一篇消息《多做小活来者不拒》,副题是“河北区自行车修配行业实行改革给顾客带来便利”。两篇稿均刊登于《天津日报》。

  多年来,无论我做任何工作都没离开过自行车。上世纪90年代我就职于河北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外出办事、开会、下基层仍然骑自行车。台办工作常常与台商、外商打交道。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南开区的一家宾馆与一位外商洽谈项目,在宾馆附近我找到一个小胡同,将我那又旧又破的自行车塞在小胡同里。外商出门送我,我一再将他往回推,待外商回到宾馆大厅,我才绕到小胡同,推出我的自行车。我不让外商看到我的自行车,是怕对方认为我们没有经济实力,不愿与我们合作。今天看来,这种自卑实属多余。

  自行车是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以脚踩踏板为动力,既不污染环境,又能锻炼身体。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自行车向着运动、健康、低碳、休闲等方向发展,价值和作用大大提升。近年来,“共享单车”应运而生,提倡绿色出行,更为化解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不知您是否见过这样的办公桌:一个长方形的桌面,这头有一个大抽屉和几个小抽屉,那头有一个大抽屉和几个小抽屉,两人共用一张桌,各占一头。20世纪70年代,我刚在机关工作时,办公桌就是这个样子。桌子这头是我,那头是一位女同志,与我面对面。我们领导用的是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这种办公桌一头有抽屉,一头没抽屉。“一头沉”只供一个人使用,比我们的办公桌略显高级。

  办公桌放在家里,一般就叫写字台了。作为一个爱读书、爱写作的人,我很早就盼望拥有一张自己的写字台。1975年我即将成家,偶然间在一位老同学家看到一张写字台,右边是三个抽屉,左边是立式小柜,骨架用木料,抽屉用纤维板,外包淡黄色的塑料皮子,既清雅又实用。同学说,写字台是请人打的,料是在南市买的。我大受启发,也想打一张这样的。我先是购买纤维板和“皮子”,据说天津只有南市富贵大街一家有售。我早早来到那里,小小的门脸已经挤满了人,东西很快就卖完了。一打听,原来每天的货是限量的,卖完为止,一般不到九点就卖完了,如要买,天不亮时就得排队拿号;而且纤维板和“皮子”不是一天卖,今天卖纤维板,或许明天就卖“皮子”。按照高人指点,此后我接连跑了几趟,最终将东西配齐。我请来一位木匠,照猫画虎,用了几天的时间打成一张写字台。这张写字台陪伴了我很多年。

  上世纪80年代末,机关给我配置了一张新的办公桌,木制,深棕色,两边有抽屉、柜橱,中间还有一个大抽屉,虽不甚讲究,但朴素大气。不久我从家具店给家里买了同样的一张,并在桌面铺上一块绿色的绒布,压上一块钢化玻璃。书柜是写字台的“姊妹”,有了字台,图书也得有所安置。多年来,我先后购得数十个书柜、书架,摆放三万多册图书——那都是我从书店和书摊一本一本买来的。新的写字台立在书房,左首是窗户,三面是并肩而立的书柜,满满的都是书,整整齐齐,别说是读书写作,坐在字台前也是一种精神的满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便是《坐拥书城之乐》。这张写字台陪伴我时间最长。画家顾砚曾为我绘制一幅《定轩读书图》,那图上就有书桌,还有一盏灯,张牧石先生作跋,有句云:“寒夜有人时把卷,一灯如豆许知音。”就是在这张写字台上,我翻阅无数图书资料,制作了数百个读书卡片,撰写了千余篇文章,完成了数十部专著。而先前那张带“皮子”的字台仍是我的爱物,用它装书、盛放光盘,尽管一些旧家具已陆续淘汰,它依然伫立在房内。

  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多为生计而奔波,对于家具更多的是注重于实用,对那些材质珍贵、做工考究的中国传统家具极少眷顾,市场上更是难得一见。上世纪70年代我想买一个传统样式的花几,跑遍天津市也没见到一个,有的像个盆架,不伦不类,只得空手而归。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家具也讲究起来,特别是中国古典家具,尽管在某一时期遭到冷遇,但国人对它的情感还是难以割舍。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中国古典家具凝聚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性,蕴涵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前人深邃的人文理念。改革开放后,各种古典家具纷纷亮相,有广作、京作、苏作不同流派的制作。我对古典家具亦是情有独钟。一个机缘巧合,我在一家画店看到一件清代红木大画案,束腰,老虎腿,四面浅浮雕博古图案,厚重典雅。主家说要出让。没费多少口舌便将其购得。明清时代没有严格意义的写字台,那时,画案、书桌就相当于现在的写字台。这画案太大,家里放不开,只得寄存在朋友家。2004年我买了一套商品房,便将大画案摆放在一间屋里,画案上陈放的全是我珍藏的古砚、竹刻笔筒、古铜水盂、镇纸、墨床等文房器具,在此作书绘画。先前使用的写字台放在另一房间,字台上是电脑、电话、台灯,在此写作打字。两者各得其所,我则各得其乐……